我女扮男装打工五年无人识破，直到老板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一句话让我脸瞬间通红

走廊的瓷砖是白色的，脏了很久，每一块都有我走过的痕迹。

我站在陈绍川办公室门口，手抬起来，悬在那里，迟迟没有敲下去。

胸口的那条宽弹力带从早晨五点就开始勒着我，五年了，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窒息感，习惯了走路时刻意放重脚步，习惯了嗓子沙哑时比别人更安心。

但今天，我不安。

门缝里透出来的是暖黄色的灯光，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声音，陈绍川在打电话，我能听出他放低了声音，像是不想被走廊里的人听到。

行政的小刘昨天下午来找我，说了四个字："老板叫你。"

就那四个字，我一整晚没睡着。

五年，我以"苏磊"这个名字活在这间工厂里，五年没有人怀疑过我，没有人多问一句，没有一次检查让我露馅。

可就在刚才，我握着工卡走过车间，忽然觉得那五年轻飘飘的，像一场随时会被风吹散的梦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敲了门。

01

五年前那个秋天，我爸苏德明第二次晕倒在厂区门口。

那时候他还在县城的一家小五金厂做仓管，做了二十年，工资从没涨过多少，但他从没抱怨，说工作稳，有医保，够用。

那次晕倒之后，医院的检查结果像一块石头砸下来，砸得我和我妈都没缓过神——肾功能衰竭，晚期，需要开始做血液透析。

医生说得很平静，一周两到三次，每次四小时，一次透析费用在五六百元，再加药费、复查费，一年下来怎么也要八到十万。

我妈许凤那晚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，一直看着手里的账单，没哭，就是发呆。

我坐在她旁边，看着她鬓角新冒出来的白发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塌了。

那时候我刚从专科毕业，在本地一家超市做收银，一个月两千三，还要租房，存下来的钱少得可怜。

我妈在家里做点手工活，一个月加起来不到一千。

我爸的医保能报销一部分，但自费的那块缺口，对我们家来说是一道算不清楚的数学题。

我跑了很多地方找工作，城里工厂招女工，大部分岗位月薪两千五到三千，干的还是流水线上最繁琐的那部分，超市收银那种工作是女性聚集的，工资更低。

然后我看到了川达精密机械制造厂的招工信息。

那是一家做精密零件的工厂，招的是质检岗位，要求认真细致，能看懂图纸。

男工月薪四千五，女工月薪三千二，岗位数量也比男工少很多。

我盯着那张招工简章看了很久，心里有个念头开始冒出来，起初我以为自己只是一时冲动，但那个念头在脑子里扎了根，越想越觉得是唯一的路。

我表哥苏磊在那之前半年去了加拿大留学，走的时候把身份证复印件留给我姑，说备用。

我偷偷去找我姑借了那张复印件，说是要给苏磊在国内办点手续用。

我姑没多想，给了我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退路了。

我剪了头发，在镜子前站了很久。

发型师问我要什么款式，我说寸头，再短一点。

剪完之后，镜子里那个人我几乎认不出来，脸上的棱角因为没有头发的遮掩显得更分明，眼睛在短发的衬托下倒显得不那么柔软了。

我买了几件宽松的男款工装，买了弹力绷带，研究了很久怎么绑胸，绑到胸口不明显但又不影响呼吸。

我拿着我表哥苏磊的复印件，在那张空白处把照片剪去，换上了我自己的一寸证件照——那张照片是我特意去拍的，剪了短发，穿着最宽松的衬衣，拍出来的效果确实像个年轻男生。

入职的第一天，我背着行李进了工厂宿舍。

宿舍是六人间，我被分在靠墙的下铺。

我进门的时候，已经有两个人在了，其中一个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随口说："新来的？叫啥？"

我回答："苏磊。"

那是我第一次用那个名字开口说话，舌头有点僵。

但对方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"哦"了一声，继续低头玩手机。

我把行李往床上一放，在心里告诉自己：这不过就是一份工作，你只需要撑过父亲的治疗期，只需要多赚那点差价，不需要一辈子。

只是我当时没想到，那个"治疗期"会是漫长的五年。

父亲的尿毒症没有好转，也没有特别恶化，就那样维持着，像一根持续燃烧的蜡烛，把家里每一个月的收入一点一点烧掉。

于是我的伪装，一年一年地续了下去。

在工厂的日子有规律可循，质检岗位要盯着流水线，要用卡尺量零件，要核对数据填报表，这些事情和性别没有太大关系，我做得认真，不犯错，慢慢就在车间里站稳了脚跟。

老员工叫我"小苏"，班长老吴叫我"苏磊那小子"，整个车间都默认我是个普通的年轻男工。

最难熬的不是工作，是生活里那些细节。

宿舍六个人，洗澡要去公共浴室，我选择每天最早或者最晚的时间段，一个人进去，锁门，从不耽搁，进去之前把门缝用毛巾堵上，出来之前仔细检查。

冬天好一些，夏天就难熬，厂里发的工装料子厚，外面三十几度，我里面还要绑着弹力带，有时候走出车间就觉得眼前发黑。

但我没有倒过，五年没有倒过。

02

入职的第二年冬天，宿舍来了一个新人，叫郑磊，和我的名字就差一个字。

他是个话多的人，进宿舍头一天就把自己的来历说了个七七八八，老家安徽，家里两个妹妹，出来打工是为了攒钱盖房。

他喜欢在夜里聊天，问东问西，有一次侧过身问我："小苏，你老家哪的？家里什么情况？"

我说："省内的，家里还好。"

他说："你不像本地人，你说话没口音。"

我说："从小跟着父母在外面跑，口音就淡了。"

这句话是我提前想好的，漏洞不大，他没再追问。

但郑磊是个心思活的人，他敏感，观察力强，和他住一个宿舍，我始终保持着警惕。

有一段时间，他开始注意到我的一些习惯，比如我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换衣服，比如我洗澡的时间和别人岔开，比如我从不去厂区外面的公共澡堂。

他有一天笑着问我："小苏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癖？"

我抬起眼睛看他，一字一顿说："我怕脏，公共澡堂水不干净，容易感染皮肤病。"

他哦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

我知道这个答案勉强过关，但我也知道，时间久了，这种细节迟早会累积成一个问题。

好在那年年底，郑磊离职了，他说攒了点钱，要回老家陪父母过年，顺带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，就没再回来。

他走的那天拍了拍我肩膀说："小苏，好好干，你比我细心，肯定混得比我好。"

我点点头，看着他背着行李走出宿舍门，心里松了一大口气。

五年里，宿舍换了一批又一批人，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没有人在我身上停留太久的注意力。

工厂里的人忙着自己的事情，忙着赚钱，忙着计算加班费，没有人有余力去细究一个安静干活的质检员究竟是男是女。

真正让我绷紧神经的，是工作上的事情。

质检岗位要和技术部门打交道，要跟生产线的班长确认数据，偶尔要在会议室里开会，坐在灯光下，对着一群人讲报表里的异常数据。

第三年的时候，厂里新来了一个技术主管，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姓王，说话利落，看人的眼神很直接。

她第一次开生产会议，扫了一圈会议室里的人，目光落在我身上停了一下。

我在心里屏住呼吸。

她说："质检的，那个，坐角落的，叫什么？"

老吴替我回答："苏磊，小伙子干了两年多了，挺踏实。"

王主管点了点头，目光从我身上移走，继续看报表。

那一刻过去之后，我感觉背心都是汗。

但她确实只是随口问了一句，此后那两年里，她和我打交道也多半只是工作上的事情，从没问过多余的问题。

我就这样，在每一次险情的边缘化险为夷，一天一天地熬下去。

我妈每个月给我打电话，说你爸这个月状态还好，或者说这个月多透析了一次，或者说药涨价了，用了点存款。

每次挂了电话，我就拿出账本，把这个月的收支算一遍，看看还差多少，算算父亲的治疗费还需要多久才能不再让家里捉襟见肘。

数字在那里，是最真实的理由，支撑着我把每一天的伪装坚持下去。

03

工厂里最让我心惊的一次，是第四年的春天体检。

厂里规定每年组织一次全厂体检，地点在厂区内部搭的临时检查室，外包给一家医疗机构来做。

前三年体检，我都想办法请假，或者找理由推掉，说要请假回家看父母，说身体不舒服，前两年都侥幸混过去了。

第三年厂里开始计入考核，缺席体检要扣绩效，我实在推不掉，去了。

那次体检项目比较简单，量血压，测视力，验血，胸部听诊。

最后一项听诊让我捏了一把汗——那天来的是个年纪较大的男医生，戴着老花眼镜，看谁都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他让我解开工装上衣的第一颗扣子，把听诊器探进去。

我那天特意把弹力带绑得更紧，穿了一件厚实的保暖内衣，外面是工装上衣，里面的轮廓几乎被压得完全平整。

医生把听诊器放上去，听了两下，皱了皱眉，说："心跳快，紧张啊？"

我说："有点。"

他说："年轻人别紧张，没事。"

说完在表格上打了个勾，让我去下一项。

我从那间临时检查室里走出来，走到操场边的墙角，靠着墙站了将近十分钟，等心跳慢下来。

那次之后，我开始认真想，这条路还能走多久。

父亲的病在维持，不好，也不至于立刻变差，透析的次数已经减到一周两次，费用比最初那两年少了一些，但依然是家里最大的开销。

我存了一些钱，不多，刚好够维持。

我不是没想过离开，但每次拿起辞职信，想到父亲下次透析的时间，就把那张纸又压回去了。

体检那件事之后，我对自己的伪装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。

我重新选了一批更合适的工装，款式更宽松，腰线看不出来；我剪发的频率稳定在每个月一次，从不让头发长过两厘米；我在日常走路、坐姿、说话上做了更精细的调整，尽量让一切行为看起来自然而不刻意。

五年，这些细节已经成了我的日常，不需要刻意提醒自己，就像呼吸一样自动运行。

但有一件事我没有办法控制。

那就是陈绍川。

陈绍川是在我入职第三年时接手工厂的，那时候他28岁，刚从外面回来，听说在外省管理过一段时间别的企业，说话做事有条理，不是那种大声嚷嚷的老板，但说出来的话都是算数的。

他接手之后，厂里的管理风格变了一些，流程更规范，考核更清晰，会议也开得更有效率。

第一次在会议室看到他，我就本能地感到一种警觉。

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看人的方式。

他看人不像别的管理层那样走神或者应付，他是真的在听，真的在观察，眼神落在哪里，就是真的在看那里。

那种眼神对我来说是一种危险信号。

好在那时候我在会议室里只是个普通的质检员，坐在角落，汇报完数据就不用再说话，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的时间不长。

但第三年末的时候，厂里出了一批质量问题，某批零件的精度不达标，流入了客户端，客户投诉，损失不小。

陈绍川把质检部门的几个人叫去谈话，一个一个进去，一个一个出来，我在门口等着，看见前面两个人出来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看。

轮到我进去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心里把数据核对了好几遍。

陈绍川坐在桌子对面，没有客套话，直接问："那批零件你做过检验吗？"

我说："做过，我的检验数据在报表上，第三行，那批数据是达标的。"

他翻了翻报表，沉默了一下，说："那问题出在你们之后的流程上。"

我说："是的，我怀疑是包装环节的碰撞导致的变形，我当时做完检验是放到固定托盘上的，但出货前那个托盘被换过，我注意到了，但没有及时报告，这是我的失误。"

他放下报表，抬起眼睛看我。

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他的眼神让我有点不舒服，那种眼神不是质疑或者追责，是一种静静的、认真打量的感觉，像是在重新评估什么。

过了几秒，他说："责任划分清楚就好，流程漏洞下周内给我一份改进方案。"

我说："好。"

出了办公室，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告诉自己，他只是个认真的老板，他看人那么认真是因为他就是这种风格，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。

但打那以后，陈绍川开始在我身上停留更多的目光。

04

那份改进方案我做得很详细，发给他之后，他在邮件里回了两个字：不错。

那之后，他开始在一些需要细致工作的项目上点我的名字。

"质检这边派一个人去跟技术部门对数据，让苏磊去。"

"下个月客户来厂参观，质检的讲解由苏磊来做准备。"

类似的安排，一次一次出现，每次我都完成得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本来就不难，认真看数据、理逻辑，这是我从入职第一天就在做的事。

但机会越多，曝光的风险就越大，我心里的那根弦，绷得比从前更紧。

有一次，一个外地来的客户代表来厂里谈合同，是个话多的中年男人，喝了几口茶之后开始东拉西扯，说起了自己的见闻。

不知道怎么就说到了一个话题，他笑着问我："小苏，你有没有对象啊？你们年轻人现在是不是都晚婚？"

我当时僵了一秒，旁边的老吴已经替我开口："他啊，心思都在工作上，哪有时间搞对象。"

客户哈哈笑了两声，把这个话题带过去了。

但我注意到，陈绍川那一刻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。

就那一眼，没有任何表情，很快就移开了。

我不知道他那一眼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感觉到了某种东西，像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，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散开来，散到我看不见的地方。

那以后有一段时间，我开始在意陈绍川的状态。

这是一件我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我知道，但我还是做了。

我注意到他其实工作强度很大，早上七点半到厂，有时候晚上八九点还没走，但他不像很多管理者那样把压力外放，在他的状态里有一种克制，什么事情到了他那里，都会先被处理成一个清晰的问题，然后再解决。

我注意到他对工厂里真正做事的人有一种明显的尊重，开会的时候，一线工人讲数据说错了，他会直接纠正，但语气是平的，不让人难堪。

我还注意到，他偶尔在工厂的露天停车场边上一个人站着抽烟，那是他少有的发呆时刻，他会把烟点上但不怎么抽，更多的时候是拿着烟看着天空，看很长时间。

我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忽然惊醒，然后告诉自己：你不能想这些，你没有资格想这些。

你是"苏磊"，你只是一个打工的，你的工卡上是男人的名字，你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一个谎言。

但心里有什么东西，不受控制。

第四年的一个夏夜，厂里加班赶一批急单，下了班接近凌晨，宿舍那边的空调坏了，我拿着毛巾去厂区后面的小院子里透气。

那个小院子平时没什么人去，种了两棵树，有一把生了锈的椅子。

我在那里坐着，仰着头看天，夏夜的星星少，但有风，吹过来带着那两棵树的气味，有点潮，有点凉。

然后听见脚步声，陈绍川从侧边的小门走进来，手里拿着手机，看起来像是打完电话出来透气的。

他看见我，停了一步，问："怎么没去休息？"

我说："太热了，出来透口气。"

他走过来，在另一边的台阶上坐下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"苏磊，你在这里干了几年了？"

我说："四年了。"

他嗯了一声，说："不打算走？"

我说："暂时没想法。"

他又沉默，然后说："家里有什么情况吗？"

我愣了一下，说："家里父亲身体不好，需要用钱。"

他没有追问，只是点点头，说："知道了。"

然后起身，说了句"早点休息"，走了。

那晚我在那个小院子里坐了很久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又不像空白，像是装了很多东西，但全部都是一团乱麻，理不清楚。

05

到了第五年，春节前后，厂里的气氛有点微妙。

陈绍川在年前开的那次全厂会议上宣布，厂子要扩张，新的车间在规划中，招人和岗位调整的方案年后会公布，质检部门这边可能会有一个班长级别的岗位空出来。

老吴悄悄跟我说，厂里的人都说这个岗位大概率会给我。

"你干活最踏实，陈总也信任你，"老吴压低声音，"趁年轻，往上走走挺好的。"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笑了笑。

那一刻我心里是复杂的——好不好？对于一个真实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，当然好。

但我是"苏磊"，不是苏晴。

职位升上去，曝光的机会就更多，要签的文件更多，要露面的场合更多，要与各种部门打交道更频繁。

我开始认真地想：是不是该考虑离开了。

父亲这几年在透析，病情相对稳定，我攒下来的钱，撑个两三年应该没问题，这两年也有消息说医保政策在改善，透析费用的报销比例有望提高。

或许，是时候了。

但就在我开始认真想这件事的时候，行政的小刘来找我了。

那天是周三下午，我正在质检室里对数据，小刘推开门，探进头来，说："小苏，陈总叫你，去一趟办公室。"

说完就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手里的笔悬在空中。

我把笔放下，重新看了一遍今天的工作记录，没有发现任何质量异常，这一批零件的数据都在范围内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
我又想，是不是和那个岗位调整的事情有关？

但陈绍川不是那种会单独找人谈岗位的风格，这种事情一般是人事部门来沟通。

我在脑子里把最近三个月的工作过了一遍，一条一条，找不到任何可以被质疑的地方。

然后那个念头出现了——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

这个念头像一根针，扎进我的神经，把我五年来攒下的所有镇定戳了一个洞。

我站起来，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工装整整齐齐，弹力带把一切压得平整，头发是昨天刚修过的，短而整洁，每一根都在应该在的位置。

我深呼吸了一次，又一次。

走廊不长，但我走得很慢，经过车间门口的时候，老吴正在跟人说话，他偶然抬起头，看见我，冲我挥了挥手，我对他点了点头。

我脚步不停，继续走。

到了办公室门口，我站了一会儿，把这五年所有藏在心底的应对方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

如果他问身份，我怎么说。

如果他说发现了，我怎么应对。

如果他的问题和岗位无关，和工作无关，只和"苏磊是谁"有关——

那五年的一切，就在这扇门后面，有了最终的答案。

我敲了门。

"进来。"

他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稳的，没有任何起伏，听不出情绪。

我推开门，踏进去，把门带上。

办公室的灯是暖黄色的，他坐在桌子后面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"坐吧。"

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把手放在膝盖上，脊背挺直，表情维持在一个我练习了五年的平静状态。

他没有立刻开口，而是从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，翻了两页，然后放下，抬起头，直直地看着我。

那种眼神我认识，是他认真打量一件事情的眼神，我在会议室里见过，在他处理质量问题的时候见过，在那个夏夜的小院子里也见过一次。

但今天的这个眼神，和以前不一样，多了什么东西，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，压得我心跳快了一拍。

他把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缓缓开口——

"苏磊……"

他叫了我那个名字，停顿了一秒，然后那句话，就这样说出来了。

我的脸，在那一刻，瞬间烧了起来。

06

他说的是——

"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？"

这句话落地的那一秒，我感觉整个办公室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
我没有立刻开口，我的大脑在那一刻是空白的，像一张被人拍了一掌的纸，什么都在，但全部飞散了。

他没有追问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等着，他一直是这样，说完话之后就等，给人足够的时间，但那种等本身比追问更让人无处遁形。

"我……"我听见自己开口，声音有点低，有点干，那个字从喉咙里出来，带着一丝沙哑，"你为什么这样问？"

他把桌上的文件夹往我这边推了推，说："上个月公司在做劳动关系审计，社保档案全部过了一遍，有一项对不上。"

我低下头，看见文件夹里夹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社保记录，和旁边一张身份信息核验的结果单。

那张结果单上，"苏磊"这个名字后面有一个红色标注：照片比对异常。

我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一下。

"苏磊本人的社保记录在加拿大，"陈绍川的声音没有起伏，"他五年前就出了国，和你入职的时间有重叠，我让人查了一下，这个身份不是你的。"

我没有说话。

窗外下午的阳光打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是一片规则的金色，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"我没打算把这件事闹大。"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比之前更低，不是冷的，是一种谨慎的平静，"我只想知道，你是谁，为什么要这样做。"

我抬起头，直视他，然后第一次用我自己真实的声音开口，没有刻意压低，也没有伪装那种我在工厂里用了五年的沙哑男声，就是我自己平常说话的声调，比"苏磊"的声音高了半个音阶。

"我叫苏晴，"我说，"女，二十八岁，五年前用我表哥的身份证复印件入的职。"

他看着我，安静了几秒。

然后说："为什么？"

我把五年前的那个秋天讲给他听——父亲晕倒，诊断，数字，那张招工简章上男工和女工之间一千三百元的工资差距，我在镜子前站着，看见那个剪了寸头的自己。

我说得很平，没有眼泪，这件事在我心里压了五年，说出来的时候反而是平的，像是一块长久以来架在胸口的石头，被人伸手拿走了，轻了，但也有点疼。

他一直看着我，整个过程里没有打断过我一次。

我说完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"你父亲现在怎么样了？"

"还在透析，"我说，"病情稳定，但停不了。"

他再次沉默。

我开口，说："你可以通知人事，我接受任何处理结果，我只希望在劳动局这边……"

"我没打算处理你。"他打断我，语气平静而确定。

我愣住了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，看了一会儿窗外，然后转身，看着我说："你入职以来的工作记录我看过，没有一条问题，这五年你做的事情，比任何人都认真。"

他停了一下，又说："用什么名字入职，对你做的那些事情来说，没有区别。"

我坐在那把椅子上，一时间说不出话。

他重新走回桌子边，在椅子上坐下，说："但身份的问题需要重新处理，我让人事那边给你重新走一遍入职手续，用你自己的名字，你的五年工龄保留。"

"为什么……"我没忍住，问出声来，"你为什么要这样处理？"

他看着我，那种眼神，和之前所有我见过的都不一样，没有那种评估的成分，只是直接的，认真的。

他说："因为你值得被这样对待。"

这句话落下来，我没有哭，但眼眶热了，我低下头，用了将近十秒钟，才把那股热意压回去。

07

那之后，事情的进展比我想象的要平稳。

人事部门重新给我走了一遍手续，用苏晴的名字，新的工卡、社保、合同，全部重来，工龄保留，岗位不变。

我猜人事那边一定有过疑惑，但陈绍川没有解释，只是说走正常的更名手续，人事的人也没有多问，办完就办完了。

工厂里有没有人察觉我的变化，我不太确定，但工作层面，什么都没有变，质检室还是那个质检室，流水线还是那条流水线，老吴叫我的时候从"小苏"改成了"小苏晴"，第一次叫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把那个称呼接了下去，后来就习惯了。

没有人当面问我，没有人开口评论，工厂里的人都是实际的人，大家更关心月底的绩效和明年的岗位，不会把时间耗费在旁人的身份问题上。

至于陈绍川——

在那次办公室谈话之后，他对我的态度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。

不是变得更热络，也不是变得更疏离，而是一种更直接的东西，去掉了之前那层因为"苏磊"这个身份存在所带来的某种隔阂感，变得更坦然，更自然，像是一件放在光里的东西，不需要再在阴影里藏着掖着。

他在某次工作上的事情结束之后，当着其他同事的面问我："苏晴，周末厂里要去外地看一个供应商，质检这边跟一个人，你去？"

那是他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叫我"苏晴"。

我当时微微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："好。"

出去跑供应商那天，是个周六，只有他和我，再加一个司机，开了两个小时的高速，到一个做金属配件的小厂。

供应商那边接待的是个话多的老板，沏了茶，倒了瓜子，拉着陈绍川谈了很久，谈到最后跑题了，开始聊家常，问陈绍川有没有成家，陈绍川说还没有，那个老板就哈哈笑起来，指着我说："这位是你们厂里的姑娘？"

我坐在旁边，端着茶杯，看见陈绍川嘴角动了一下，说："是我们厂里的质检，我的同事。"

供应商老板意味深长地"哦"了一声，然后换了话题。

回程的车上，天已经暗下来了，高速路两边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车窗外是黄色的光流。

我靠着车窗，闭着眼睛，陈绍川坐在我旁边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

大概过了二十分钟，他轻声说："苏晴。"

我睁开眼，说："嗯？"

他看着前方，没有看我，说："你有没有想过，不用再装了之后，接下来怎么打算？"

我想了一下，说："还没想清楚，但我不想离开这里，至少现在不想。"

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侧过头，看了我一眼，那种眼神很短，但我看清楚了，是认真的，是带着某种东西的认真。

他说："那就先留着。"

然后转回头，看向前方，不再说话。

车窗外路灯的光一盏一盏向后退去，我把脸重新靠回玻璃上，感受着玻璃的凉意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落定了，落在一个比五年前、比今天任何时刻都更稳的地方。

我想到了五年前在镜子前的那个自己，剪了短发，绑着弹力带，在心里说：只是一份工作，撑过去就好。

我没想到，撑过去之后，留下来的，不只是那一份薪水，不只是父亲的透析费，不只是一个"苏磊"的工卡。

还有一些东西，是我当初没有名字可以叫它的东西，但现在，大概有了。

08

父亲那边，我在重新办完入职手续的那个月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

我妈接的，说你爸这个月状态不错，上次透析值很好，医生说稳定。

我说妈，我有件事想告诉你们。

然后我把女扮男装这五年的事情，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我以为我妈哭了，但没有，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是平的，说："我早就猜到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，但没想到是这个。"

我说："对不起，妈。"

她说："有什么好道歉的，你是为了你爸，"她停了一下，然后说，"但是孩子，以后不用这样了，你爸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你现在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"

我听完这句话，眼泪才落下来，快速地，不受控制。

父亲接了电话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就是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用他一贯低沉的嗓音说："晴晴，辛苦了。"

就这四个字，是我这五年来哭得最委屈的一次。

日子往后走，事情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变得更顺。

那个班长级别的岗位，最后还是给了我，用苏晴的名字，走完了所有手续。

老吴在知道这件事之后，来找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小苏晴，我就说嘛，你那细心劲儿，不像个小子。"

我笑了，他也笑了，宽厚的那种笑，像块石头被太阳晒热了，有温度。

陈绍川和我之间的事情，发展得很慢，慢得像工厂里的那个后院小院子，两棵树从我来的时候就在那里，长得不快，但扎实。

他第一次请我吃饭，是在厂里季度总结之后的那个晚上，叫了几个管理层的人一起，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散场之后，他把别人都送走了，然后问我："你怎么回去？"

我说骑电动车。

他说："我送你。"

我说："你开车，我骑车，路不一样。"

他沉默了一下，说："那你骑，我开着跟你走，确认你到了再走。"

我没说话，骑上车，他的车灯跟在我后面，沿着厂区外的那条长路，一直到宿舍楼下。

我靠着车把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摇下车窗，说："到了？"

我说："到了。"

他说："好，回去吧。"

然后他把车开走了，车灯在夜里亮了一会儿，消失在转角。

我站在那里，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发现那个地方是热的。

五年前，我剪掉头发的那天，照镜子的时候，告诉自己不能有情感，不能有软肋，不能有任何让自己露馅的情绪。

五年来，我做到了，大部分时候都做到了。

但这件事，我没有做到，从始至终没有做到。

发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应该难受，应该觉得那是一个错误，那个不应该被允许的情绪像一颗漏进机器里的沙粒，早晚会出问题。

但那天晚上，我站在宿舍楼下，脸是热的，心里是稳的，清清楚楚地知道，那不是问题，那是这五年以来，属于苏晴的、真实的那部分。

头发，早就长回来了。

从宿舍门走进去，走廊里的灯是白色的，有点刺眼，但我走得很平稳，每一步都是自己的，每一步落下去，都踩在结实的地方。

父亲在家里等着下一次透析，母亲在家里等着下一次通话，工厂里有一份用我自己名字签的合同，质检室里有我明天要对的一批数据。

五年，一个不属于我的名字撑起了一段不属于我的生活，但那段生活里发生的事情，全部都是真的，每一天的认真，每一个数据的准确，那个小院子里夏夜的风，那辆跟在我后面送我回去的车。

全部，都是真的。

我推开宿舍的门，室友已经睡了，我悄悄换好衣服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

窗外，月亮很圆，打进来一片冷静的白光，落在被子上，落在我脸上。

苏晴。

这个名字，我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，把它叫回来了。